第163章 挺进东北（2/2）

李锦兵团在一种极其微妙而紧张的氛围中，继续着它在东北的“旅程”。表面上，他们是在执行重庆的命令，“接收”城市，与“匪”对峙。暗地里，激流涌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都在无声而激烈地进行着。

在进入一座座饱经战火的城市时，李锦兵团展现出的是标准“国军”主力的姿态。士兵们穿着相对整齐的美式军装，扛着1加兰德步枪，4谢尔曼坦克和Gc卡车排成队列，穿过残破的街道，刻意展示着武力和“正统”。

兵团司令部会公开发布安民告示，举行所谓的“接收”仪式，从伪满官员或地方士绅手中象征性地接过市政管理权。新闻官会向随军记者发布“我军顺利进驻xx，民心振奋”的通稿，照片上都是与当地头面人物握手言欢的场景。

在实际控制线与对面的部队（此处指代我军）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异的“静坐战争”状态。双方哨兵隔街相望，甚至能看清对方的面容，但大规模交火极少发生。

秘密联络渠道在极端谨慎的情况下建立起来。通常是通过地方开明士绅、原抗联关系、甚至是被俘后经过教育释放的人员传递信息。联络内容并非高层战略，更多是战术层面的“默契”：双方会约定互不攻击对方的后勤运输队（在非关键时期）；在小股部队意外遭遇时，会朝天鸣枪示警而后各自后退；甚至默许对方在特定时间、特定路线转移非战斗人员。

兵团高层（如倾向进步的军官）与对方高级指挥员之间，可能存在更隐蔽的通信，使用密写药水或一次一密的密码，内容涉及避免冲突、试探对方底线、乃至对未来局势的模糊看法交流。这些通信风险极高，一旦泄露，便是杀身之祸。

1.清除“钉子”（内部肃清）：

兵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重庆系统安插的政工人员、特务系统（如军统\/保密局）的耳目，以及少数死忠于南京的军官，如同埋在身体里的钉子，是起义的最大威胁。

兵团情报部门（由林风眠、王大山等控制）在暗处紧锣密鼓地行动。他们通过监听电话、检查信件、安插眼线、分析行为轨迹等方式，秘密识别这些“钉子”。

清除手段多种多样，力求不留痕迹：

寻找借口（如“进修”、“述职”、“加强某部领导”），将可疑军官明升暗降，调离关键岗位，剥夺其兵权。或在其身边安插可靠人员，进行监视和反制，使其无法获取核心情报，也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对于无法调离、威胁极大的死硬分子，可能会策划“战场流弹”、“交通事故”或“急病暴毙”等“意外”将其清除。整个过程必须做得天衣无缝，经得起可能的调查。

同时，通信部门（林修远、密匙负责）加紧了对内外无线电通讯的监控和过滤，防止内部情报外泄，并截获重庆方面的指令。

起义的谋划仅限于兵团最核心的几位将领（李锦、梁卫国、孙立人、楚南河、沈德威、陈瑜等）以及少数绝对可靠的参谋人员。

密议通常在极端隐秘的情况下进行：有时在深夜的司令部密室，有时借“视察部队”之名在野外密林，有时甚至在移动的装甲指挥车内。所有参与者不得携带任何记录工具，全靠脑力记忆。

讨论的内容包括：

时机选择：是立即阵前倒戈，还是等待更有利的战略时机？需要权衡重庆的压力、部队的准备程度、对面的接应能力以及国际舆论。

部队掌控：逐师、逐团地分析各级指挥官的政治倾向和可靠性。哪些部队可以无条件跟随，哪些需要临时控制其主官，哪些可能需要武力解决。

行动计划：设计详细的起义步骤，包括控制通讯枢纽、占领机场和军火库、隔离不可靠部队、发布起义通电的时机和方式、以及与对面部队的接应方案。

风险评估与预案：预想最坏情况，如部分部队叛乱、重庆方面空军轰炸、内部特务破坏等，并制定相应的应对预案。

这些会议气氛凝重，每一个决策都关乎数十万将士的生死和整个兵团的未来。香烟的烟雾缭绕在昏暗的灯光下，将领们的脸上混合着决心、焦虑和一丝对历史负责的沉重。

这种双线作战，使得李锦兵团内部弥漫着一种无形的紧张感。官兵们或许能感觉到高层与重庆的微妙不同，或许能察觉到与对面的“匪”交手时那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怪异，但大多数人并不知晓全貌。军官们彼此交谈时变得愈发谨慎，生怕一言不慎引来杀身之祸。忠诚与背叛、现实与理想、生存与道义，在这支部队的每一个角落无声地碰撞、交锋。

李锦兵团的东北旅程，就像在万丈深渊上的钢丝行走，每一步都必须精准而稳定，任何一方的失衡，都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的结局。他们佩戴着国军的徽章，心中却可能装着不同的未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进行着一场惊心动魄的豪赌。

李锦如同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步都需慎之又慎。他知道，时间越来越紧迫，蒋介石彻底撕破脸皮、发动全面内战的日子近在眼前。他必须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或者至少在屠刀彻底落下之际，带领这支凝聚了无数心血、本应用于保家卫国的强大力量，做出正确的历史抉择，投向光明。

历史的十字路口，李锦兵团的命运，乃至整个东北战局的走向，都系于李锦和他身边这群秘密战士的智慧与胆魄之上。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巨变，正在这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悄然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