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左丘明（2/2）

关于左丘明，流传最广的传说便是他“失明着书”的故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句话的白话解释是：周文王被拘禁时推演了《周易》；孔子在困厄时编写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后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才着成了《国语》；孙子被砍去膝盖骨后，修订了《兵法》；吕不韦被贬到蜀地后，世间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时，写下了《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多是圣贤们为抒发愤懑之情而创作的。

虽然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左丘明失明的具体原因，但这一传说被后世广泛认可。据说，左丘明在晚年时，因长期翻阅竹简、熬夜着书，眼睛逐渐失明。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着述事业，而是在弟子的帮助下，通过口述的方式继续整理文献、记录历史。他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将自己毕生所学的历史知识一一讲述出来，弟子们则在一旁认真记录，最终完成了《国语》的编纂。

晚年的左丘明，一边整理自己的着作，一边收徒讲学，将自己的史学知识与思想传承给后人。他的弟子众多，其中不乏后来成为鲁国史官或学者的人。左丘明在讲学过程中，不仅传授《左传》《国语》中的历史知识，更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教导弟子们要从历史的兴衰中汲取教训，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与价值观。

左丘明还十分重视对自己着作的整理与修订。他在晚年时，多次对《左传》和《国语》进行审阅，修改其中的疏漏之处，确保着作的准确性与完整性。他曾对弟子们说：“史者，信也。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吾着史，非为扬名，实为传信，让后人知历史之真相，明是非之准则。”这句话的意思是：史学的核心是“真实”。一个字的错误，可能会导致千里之外的误解。我编写史书，不是为了扬名立万，而是为了传递真实的历史，让后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明白是非的准则。

左丘明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将《左传》《国语》两部着作整理成册，献给了鲁国的国君。鲁国国君对这两部着作十分重视，将其收藏在国家藏书府中，作为鲁国的重要典籍。随着时间的推移，《左传》和《国语》逐渐流传到其他诸侯国，受到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战国时期，《左传》就已经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典籍之一，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都曾研读《左传》，并在自己的着作中引用其中的内容。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左传》被列为“十三经”之一，成为官方教育的重要教材。东汉的郑玄、晋代的杜预等学者都曾为《左传》作注，进一步推动了《左传》的传播与研究。

《国语》的流传同样广泛，它以独特的国别体形式和丰富的言论记载，成为研究先秦历史、语言、文化的重要文献。历代的史学家、文学家都对《国语》给予了高度评价，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中称《国语》“其文深闳杰异”，清代的姚鼐则称赞《国语》“条理分明，文笔流畅”。

左丘明的着作不仅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叙事技巧、人物描写、语言艺术等，都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深受左丘明的影响，他在《史记》中采用的编年体与纪传体相结合的叙事方式，以及生动的人物描写，都能看到《左传》的影子。司马迁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小子何敢让焉！”这句话表达了司马迁对左丘明等先贤的敬佩之情，也体现了左丘明对他的影响。

左丘明在中国历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被后世尊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史学方面，左丘明开创了编年体叙事史学的先河，《左传》以时间为线索，详细记录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为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其次，在文学方面，左丘明展现出了高超的文学才华。他的着作语言生动形象，叙事简洁流畅，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左传》中的“曹刿论战”“烛之武退秦师”“崤之战”等篇章，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在思想方面，左丘明强调“以史为鉴”“褒善贬恶”，他的着作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观念与政治思想。他通过记录历史人物的言行，宣扬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批判残暴、贪婪、虚伪等不良行为，为后世的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

历代的文人学者都对左丘明给予了高度评价。汉代的刘向称左丘明“博文强识，明于治乱之道”；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左丘明“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清代的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左传》“叙事之最工者也”。这些评价充分体现了左丘明在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