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再说一些他的缺点（1/2）

其实王皇后被废后前后，皇上的心思更多在封禅大典上，个人可怜，贵为皇后的女子更是可怜，贞晓兕想，

夏林煜开始数落张说，这位曾在封禅大典上风光无两的盛唐重臣，最终却在政治漩涡中狼狈退场。

史家对其功过是非聚讼纷纭，但剥离政治利害与时代语境，仅就个人性格与行为模式而言，张说的“致命缺陷”可谓层层叠加、环环入扣，最终铸成一座自我埋葬的“冰山”。

夏林煜从“佞幸”“贪婪”“刻薄”“傲慢”“树敌”五个维度，辅以大量史料细节与心理动因剖析。以期还原一个血肉丰满、可资鉴戒的历史人物。

《朝野佥载》写张说“佞幸”，人格底色里的“机会主义”，并非仅指“谄媚”这一表面动作，而是揭示其深层人格里对权力近乎本能的趋附与利用。

并州时期，他巴结玄宗心腹王毛仲，馈赠金银“不计其数”，已超出正常官场交际，而带有一种“期货投资”的赌徒心理：先把宝押在皇帝宠臣身上，待其“升值”后再连本带利收割政治红利。

更不堪的是“嗅靴尖”一幕：谢完皇恩，竟“牵王毛仲手雀跃，俯而嗅其靴尖”。这一动作在唐代属“胡俗”，带有强烈的人身依附与自辱色彩，无异于向围观同僚宣告——我张说可弃尊严、可折身段，只要能换取向上通道。

心理学上，这种“机会主义”往往源于早年地位焦虑。张说出身庶族，虽才华横溢，却在门第森严的初盛唐之际饱受歧视。早岁孤贫、科举奔波的经历，使其对“权力安全”产生病态渴望，于是形成“权力依附型人格”：只要谁能提供更高平台，他便瞬间切换为“极致讨好”模式。

封禅大典后，玄宗对他青眼有加，张说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将“佞幸”升级为“自我神话”，在集贤殿大宴学士时，暗示“封禅之文，舍我其谁”，把君相双赢的盛典偷换成个人秀场，直接触发群臣“佞幸太甚”的集体反感。

佞幸之害，不止于个人名节。它像一种“政治雾霾”，让君主误判舆情，让同僚丧失安全感，最终把原本制度化的朝政拖入“谁更舍得下脸”的竞劣怪圈。张说之败，首先败在把“机会主义”写进了自己的基因，以致关键时刻无人相信他的忠诚与底线。

如果说佞幸是张说的“权力饥渴”，那么贪婪则是其“物质囤癖”的外化。史书记载，张家“珍玩山积”，元宵夜竟用“鸡林夜明帘”遮月，致使“月光反不入室”。这一细节极具象征：张说需要的不是自然光亮，而是人为制造的“独占式光明”——月亮是公共的，夜明帘却是私家的；他要让全家上下明白，唯有张府的奢华可压倒天象。从“物质囤癖”到“精神炫富”

“记事珠”更显其心理扭曲：别人赠珠是为“防遗忘”，张说却把它当成“外接硬盘”，弥补自己对权力细节随时可能遗忘的焦虑。贪婪到连“记忆”都要用奢侈品来代偿，可见他已把“占有”视为抵御世界不确定性的唯一手段。

唐代宰相俸禄本厚，外加“封禅”这种大型工程的回扣，张说收入颇丰，但他仍纵容中书主事张观、左卫长史范尧臣“招权纳贿”，把国库当成私人ATM。东封回程途中，有州县一次进献“白绢五千匹”，张说直接批条“留张宅使用”，把国家贡赋划为自家私产。

贪婪之害，在于它让政治决策出现“价格标签”：谁送得多，谁就能换得美官；谁不送，谁就坐冷板凳。当“公权”被“私价”绑架，朝廷便自然滑向“价高者得”的寡头游戏。张说看似富可敌国，实则把“宰相”这一公共职位私有化，最终引火烧身。

张说对同僚“不留情面，辄加叱骂”，被百官私下称为“死刑文诰”。这种刻薄，并非简单的“脾气不好”，而是典型的“权力傲慢综合征”：长期居于信息上游与资源分配高地，使他产生“智力优越感”，把不同意见一律视为“愚顽挑衅”，于是用“当众羞辱”来强化自己的话语权。

心理学研究表明，长期处于“被仰视”角色的人，若缺乏自省机制，其大脑会分泌更多“胜利者激素”（睾酮与多巴胺），从而对“羞辱他人”产生成瘾性依赖。张说正是如此：每当有人在议政时提出异议，他先以“卿辈何足与论大计”开场，再以“若依卿言，必误苍生”定性，最后补一句“退而自思，毋污朕耳”，一气呵成，让对方在皇帝与百官面前彻底丧失颜面。

刻薄之害，权力傲慢下的“语言暴力”，在于它把“政策争论”升级为“人身猎杀”。短期看，张说用“语言暴力”提高了决策效率；长期看，却制造了大量“隐形敌人”。

崔隐甫、宇文融之所以在弹劾时“必欲置之死地”，很大程度上正是平日累积的“羞辱记忆”总爆发。权力场上，被羞辱者往往比被剥夺者更具报复动能，因为羞辱伤及人格内核，形成“此生不雪，死不瞑目”的心理契约。张说平日一句“鼠辈何能为”，到了关键时刻，就被“鼠辈”们联手反噬，几乎无一生路。

张九龄曾提醒：“宇文融得宠，善辩，宜早为备。”张说却笑曰：“鼠辈何能为？”这一声“鼠辈”，暴露了其性格里最致命的傲慢。

首先，他对“制度权力”与“个人魅力”产生误判：战略轻敌与“认知盲区”，自恃文章宗匠、封禅首功，以为玄宗会永远“护短”；却忽视皇帝最核心的利益是“权力平衡”，而非“个人恩宠”。

其次，他对“新兴势力”缺乏敬畏：宇文融掌管“括户”，背后站着全国财税系统；李林甫深通音律，却更懂人性弱点；崔隐甫刚正不阿，正缺一个“大老虎”祭旗。这三人联手，等于“财税+监察+皇族”三维夹击，而张说仍把对方当成“跳梁小丑”，以致连最基本的防御布局都未启动。

傲慢的终点，是“认知盲区”：他看不见玄宗已厌倦“一家独大”，看不见源乾曜从“老好人”变身“总协调”，更看不见哥哥张光“割耳鸣冤”只会坐实“舆论暴力”。当三封弹劾奏章同时抵达御前，张说仍以为“不过例行勘问”，直到被高力士描述为“蓬头垢面、席藁而食”时，才意识到傲慢的代价是“尊严清零”。

张说的“跌落”，还体现在“树敌”呈几何级扩散：

与崔隐甫：门户之争。张说嫌其“无学术”，实质是“科举文士”对“吏干能臣”的鄙视；崔隐甫则痛恨“文章宰相”垄断话语权。

与宇文融：路线之争。宇文融要“括户”增税，张说要“轻徭薄赋”保面子，实质是“财政集权”与“文学清流”的冲突。

与源乾曜：地位之争。源乾曜长期“伴食中书”，张说却处处越俎代庖，甚至当众调侃源“但坐啸耳”，使这位“老好人”感到存在感受到威胁。

与皇族、宦官、僧侣：利益之争。从“单点冲突”到“结构对立”。张观、范尧臣“招权纳贿”触怒清流；王庆则“占星”涉嫌谶纬；高力士虽救其一命，却对其“奢华无度”早生反感。

当所有“单点冲突”被宇文融等人整合为“结构对立”，张说已陷入一张无形大网：弹劾奏章只是最后一击，真正的“死刑判决”是满朝文武“默许”甚至“期待”他倒下。

史家常把张说之败归咎于“君主猜忌”“朋党陷害”，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朋党”都需要“公共合法性”——如果张说没有佞幸、贪婪、刻薄、傲慢的前科，崔隐甫们再痛恨，也难以撬动“审判”支点。换言之，张说之败，败在“人人心里都有一本账”，而他亲自把账本写得太满。

剥离盛唐语境，这些“缺点群”在现代组织里依旧常见：

机会主义者：擅长“向上管理”，把领导个人喜好当成唯一KPI，最终因“站队”过度而失去“群众基础”。

贪婪者：把公司资源当私产，用“信息差”吃回扣，看似短期暴富，长期却引爆“合规风险”。

刻薄者：沉迷“语言胜利”，用PPT羞辱同事，把“头脑风暴”开成“批斗大会”，最终触发“集体跳槽”或“实名举报”。

傲慢者：低估新生代能量，把“90后”当“鼠辈”，结果对方用短视频一夜爆红，把老领导送上热搜。

树敌者：在每一次项目争夺、预算分配、晋升答辩中，都留下“零和博弈”的伤痕，待到年度360度测评，发现“差评”已呈雪崩之势。

才华可以送你登顶，性格和如履薄冰却决定你能否留在山顶。当“个人品牌”裂变为“大家的公害”，这个人际关系系统就会启动“自净机制”——不是玄宗无情，不是宇文融狠毒，而是人性规律不可违：

谁把平台当舞台，终被平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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