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一五潮涌，思行共济（1/2）

1953年3月18日，辰时，三兴集团办公室

香江的晨雾还未散尽，周明远的办公桌上已摊开一叠泛黄的文件——那是老陈从北京捎来的“一五计划”纲要复印件，红笔勾出的“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字样，被他反复摩挲得有些模糊。窗外，皇后大道上的货车正忙着装卸机械零件，喇叭声混着码头的汽笛声，织成香江制造业崛起的晨曲。

“先生，这是内地发来的设备需求清单，鞍钢、长春一汽都在列。”文三儿推门进来，手里的文件夹还带着油墨味，他如今已是集团副总，却仍习惯像从前那样，先把文件递到周明远面前。见老板盯着“一五计划”纲要出神，他也凑过去，指尖点在“156个重点项目”上：“光鞍钢就要十台大型轧钢机，咱们现有的库存不够，要是从欧洲进口，至少要半年——可一汽的工期不等人。”

周明远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从抽屉里拿出1948年的航运报表，与眼前的需求清单并排放着。“你看，四年前咱们只能靠‘伪装订单’运设备，现在能光明正大接内地的重点项目，这就是变化。”他的指尖在两张纸上划来划去，眼神里满是思索，“但光靠‘运’不够——一五计划要的是‘自主工业体系’，咱们只送设备，他们后续还是会被技术卡脖子。”

这番话让文三儿愣了愣。他原本想着赶紧调货、赶工期，却没往长远想。“您的意思是……要帮他们培养技术人员？”周明远点头，从纲要里抽出一张纸条，上面是老陈手写的“内地技术工人缺口”：“我跟华南局谈过，准备在香江办个‘机械培训班’，把咱们的师傅派过去，教他们修机床、调参数。短期看会耽误咱们的生产，但长期看，他们能自己维护设备，才是真的帮他们建工业。”

文三儿拿起纸条，心里忽然亮堂起来。他想起1943年在北平制铁所，劳工们连机床开关都不会碰，只能被日军打骂。“我去安排！”他转身要走，又被周明远叫住。“等等，”老板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机械工程手册》，扉页上写着赵师傅的名字——那是1950年赵师傅托祥子带来的，“把这个也带上，里面有赵师傅画的维修图，比咱们的手册更接地气，内地的工人用着顺手。”

1954年7月25日，未时，广州技术对接会

广州的暑气正盛，对接会的会议室里却气氛热烈。周明远坐在主位，对面是长春一汽的工程师们，桌上摆着三兴集团研发的“小型精密车床”样品——这是他们花了八个月，针对内地工厂的电压、工况改造的机型，比进口设备便宜三成，还能兼容国产零件。

“周总，这车床的主轴精度够，但咱们的工人实操时，总调不好进给量。”一汽的王工程师皱着眉，递过来一份测试报告，上面记录着十几次失败的数据。文三儿刚要解释“是操作问题”，周明远却先接过报告，仔细看了起来。

“不是工人的问题。”他突然开口，手指点在“进给量参数表”上，“咱们的参数是按欧洲标准设的，可内地用的钢材含碳量更高，得把进给量调低15%。”说着，他拿起笔，当场修改参数，又画了个简易的调节示意图，“你们回去试试，要是还不行，我让咱们的师傅去长春驻场。”

王工程师又惊又喜，连声道谢。散会后，文三儿不解地问：“先生，您怎么知道是钢材的问题？咱们没做过国产钢材的测试啊。”周明远笑着从包里拿出一封家书，是祥子写来的，里面提了句“北平钢厂的钢，比以前硬多了，就是不好加工”。“你看，”他晃了晃信纸，“这些‘小事’里藏着大问题。内地的工业基础和欧洲不一样，咱们不能照搬老经验，得跟着他们的实际情况调整——这就是做‘本土化’，比单纯卖设备更重要。”

当天晚上，周明远在日记里写道：“一五计划不是‘生意’，是‘伙伴’。伙伴需要的不是‘成品’，是‘一起解决问题的能力’。今日改车床参数，悟得：支援家国，要懂其需、适其情，而非居高临下。”

1955年11月10日，亥时，三兴集团工厂车间

夜色中的车间灯火通明，最后一台“定制款轧钢机”正被装上货车，车头挂着红绸——这是发往鞍钢的第十台设备，也是一五计划中“鞍钢改扩建”项目的最后一批订单。文三儿站在车间门口，看着货车缓缓驶离，转身却见周明远正蹲在地上，看几个年轻工人拆卸旧机床。

“先生，您怎么还没走？”周明远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指着旧机床的齿轮：“这台是1948年从德国买的，现在跟不上内地的需求了，但里面的齿轮还能用，拆下来给培训班当教具正好。”他顿了顿，眼神里有些感慨，“我在想，等一五计划结束，咱们是不是该往‘研发’转——光改造别人的设备不够，得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这样不管是香江还是内地，咱们都能立住脚。”

文三儿心里一动。这几年跟着周明远，他从“执行命令”变成了“一起思考”，此刻也忍不住说：“我跟培训班的师傅聊过，他们说内地现在缺‘自动化机床’，要是咱们能搞出来，比进口的便宜，肯定能帮上大忙。”

“好想法！”周明远拍了拍他的肩，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是祥子寄来的，北平顺和茶馆门口，挂着“农机维修站”的牌子，小马儿穿着工装，正帮老乡修抽水机。“你看，小马儿都能独当一面了。”他把照片递给文三儿，“咱们在香江做的事，最终都能在北平、在长春、在鞍山看到结果，这就是咱们坚持的意义。”

车间外，香江的夜空里挂着疏星。周明远望着北方，想起1937年在北平狼烟里的逃亡，想起1949年在香江听开国大典的激动，再到如今参与一五计划的建设，心里忽然清明：所谓“扎根香江”，从来不是“远离故土”，而是以香江为桥，把外面的技术、经验，变成内地工业的“砖瓦”；所谓“初心”，也不是停留在过去的记忆里，而是跟着时代走，用新的能力，做新的贡献。

文三儿握着那张照片，忽然说：“先生，明年培训班想招几个北平来的年轻人，让他们学完回去，也能像小马儿一样，帮老乡修机器。”周明远笑着点头：“好啊，到时候咱们一起去北平接他们——我也想看看，顺和茶馆的炸酱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货车的尾灯渐渐消失在夜色里，载着轧钢机，也载着两人的思考与期盼，驶向内地。车间里的机床还在“嗡嗡”作响，像是在为这个正在崛起的时代，奏响新的节拍。

1963年7月1日，午时，三兴电子元件厂车间

香江的酷暑裹着塑胶味扑面而来，周明远站在新落成的电子元件车间里，看着流水线上细小的晶体管在女工指尖流转，眉头却微微蹙着。三年前力排众议从机械制造转向电子业时，董事会半数人反对——“咱们懂机床，不懂电子，这是把钱扔水里！”可他攥着《南华早报》上“美日电子产业外迁”的报道，心里却有另一番盘算：机械是“重器”，电子是“血脉”，一五计划后内地工业起来了，迟早要用到电子元件，现在不布局，将来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要技术。

“先生，美国飞利浦的十万个晶体管订单，生产部说下周能交货。”文三儿快步走来，鬓角已染霜，手里的生产报表却记得工工整整。他顺着周明远的目光看向流水线，忽然明白老板的顾虑：“您是担心内地的收音机厂？我刚跟老陈通了电话，他们这个月的元件缺口有十五万，咱们的产能刚好能补上，就是要推掉飞利浦的后续订单。”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