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商号易主、煤矿换姓：张作霖的搞钱手段有多“毒”？（2/2）
“钱厅长，查得怎么样？”突然有人在身后说话，钱紧吓得手一抖，账本掉在地上。张作霖站在门口，手里攥着根马鞭，马靴上还沾着泥——看样子刚从码头回来。他弯腰捡起账本，翻到存款单那页，慢悠悠地把单子揣进怀里，脸上没什么表情：“我儿学良在日本读书，总得给点零花钱。不然让人瞧着，咱张家连个儿子都养不起。”
钱紧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大帅，可这是赈灾款……”
“赈灾款怎么了？”张作霖打断他，马鞭往粮囤上一指，囤里的麦子堆得冒尖，“灾民要吃，我张家也得活。不赚这钱，边业银行的纸币拿什么兑付？城里的兵拿什么发饷？”他顿了顿，突然凑近钱紧，声音压得很低：“你忘了你老家那十二万垧地？忘了你家小子碗里的白面？钱老弟，水至清则无鱼，这道理你得懂。”
那天晚上，钱紧在自家院里刨了个坑，把查粮栈的记录埋了进去。月光洒在地上，白得像雪，他看着奉天城里家家户户挂着的“求雨幡”——竹竿上挑着块破布，写着“苍天保佑”，风一吹就飘得晃悠。而大帅府后院，新砌的金库刚完工，砖缝里还留着水泥的潮气，里面堆着从京津赚来的银元，每一块都沾着灾民的汗味。
几天后，奉天城里放了次粮，每人能领两斤杂粮。老百姓排着队，手里拿着破碗，对着大帅府的方向磕头，说“大帅仁慈”。钱紧站在街边，看着这一幕，突然觉得眼睛发涩。他想起王敬堂——厚发合被张作霖占了股份后，生意一落千丈，上个月王敬堂的老母亲病死了，没钱买棺材，还是街坊凑钱帮他办的丧事。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钱紧睡得正沉，突然被“砰砰”的枪声惊醒。他抓起放在枕头下的手枪，刚推开门，就看见奉天城里火光冲天，日军的装甲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车灯照得夜空发红。
“大帅府！”钱紧心里一急，撒腿就往大帅府跑。可他刚到街口，就被几个日本兵拦住了——卡车堵在大帅府门口，车斗里堆着沉甸甸的木箱，箱盖没盖严，露出里面金灿灿的金条，在火光里泛着冷光。
“钱厅长，来得正好。”一个穿着黄呢子军装的日军少佐走过来，是坂垣征四郎，去年还来奉天“访问”过，和张作霖一起喝过酒。他手里拿着份清单，笑着递到钱紧面前，日语混着蹩脚的中文：“奉天皇陛下命令，接收张氏家产。你看，这八万根金条，每根都刻着‘张’字，真是整齐。”
钱紧的目光扫过清单，手指忍不住发抖：边业银行黄金四万七千两、现金六千万；大帅府金库金条八万根、文物两百七十件；通辽土地二十万垧、鹤岗煤矿股权……每一项都曾是他亲手经手的“账”——那四万七千两黄金，是他陪着张作霖从官银号运过去的；那二十万垧土地，有他“名下”的十二万垧；就连那些文物，有几件还是他跟着张作霖去北平“收购”的，实则是从落魄王爷家里强买的。
“这些都是中国的东西！”钱紧突然红了眼，伸手就要去抢清单，却被旁边的日本兵用枪托砸在胸口，疼得他弯下腰，嘴里腥甜发苦。他看着日本兵把木箱往车上搬，金条碰撞的声音“叮当”响，像在敲他的骨头。
他突然想起张作霖生前常说的话：“钱是靠山，可枪杆子才是装钱的匣子。”那时张作霖的奉军有二十万兵力，手里有德国步枪、日本大炮，谁都不敢惹。可去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张学良接手奉军后，忙着和南京政府合流，把主力调去了关内，奉天城里只剩几万新兵——枪杆子折了，装钱的匣子，自然被人端走了。
“钱厅长，别激动。”坂垣征四郎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里满是嘲讽，“你们中国人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如跟着皇军干，这些家产，少不了你的好处。”钱紧猛地推开他，吐了口带血的唾沫：“我是中国人！”
那天夜里，钱紧蹲在街口，看着日军的卡车浩浩荡荡地离开，车尾扬起的尘土落在他脸上，和泪水混在一起。他想起十年前那个雪天，张作霖在大帅府后院笑着对他说“钱是赚不完的”；想起王敬堂瘫在地上哭的样子；想起女儿攥着空碗的小脸……那些堆得比山高的金条、银元，终究没留住。
后来他听说，张学良带着部分存款去了北平，用那些钱扩建了东北大学，给学生盖了新宿舍，还捐了不少给抗日救国会。有次他在报纸上看见张学良的照片，穿着西装，头发梳得整齐，可眼里没了当年在奉天时的意气——大概是知道，父亲留下的家产，大半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再后来，奉天改名叫沈阳，张家在大陆的实业全归了国家。边业银行变成了人民银行，八道壕煤矿里的煤，再也不是谁家的私产，而是供老百姓取暖、工厂开工的燃料。钱紧还在警察厅当差，只是不再查军械、查粮栈，而是跟着队伍去剿匪、去救灾——他终于不用再对着那些“黑账”难受，不用再在张作霖的恩威里挣扎。
民国三十八年，钱紧已是满头白发，退休后在沈阳故宫附近摆了个修鞋摊。每天太阳升起来时，他就推着摊子出门，把针线、鞋油摆得整齐。偶尔能看见游客围着大帅府的青砖院墙拍照，有穿西装的，有穿旗袍的，笑着说“这就是当年张作霖住的地方”。
有天下午，一个年轻游客蹲在他摊前修鞋，看着不远处的大帅府，突然问：“大爷，听说当年张作霖有三亿家产，是真的吗？”
钱紧低头擦着鞋油，老茧纵横的手慢慢蹭过鞋面，鞋油在阳光下亮得像当年的金条。他声音轻得像风，带着点叹息：“哪有什么三亿？不过是一缸白银换了片地，一船粮食赚了笔钱，最后都散在风里了。”
风从街对面吹过来，带着故宫角楼的槐花香。钱紧抬起头，看见大帅府的朱红大门开着，游客们进进出出，没人再提当年的金条、银元，只在导游的讲解里，偶尔听见“张作霖”三个字——不是什么“财神”，是个在乱世里挣扎的军阀，留下座空宅子，供后人评说。
他低下头，继续擦鞋。鞋面上的光，亮得温柔，再也没有当年金条那种扎眼的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