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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城的盾形徽章上[190]）03（2/2）

我将不再详述阿德勒理论的生物学方面，也不再讨论究竟是实际的“器官自卑”［第51页注a］，还是对它的主观感受——人们并不知道是哪一个——真能作为阿德勒体系的基础。我只是附带地说明一下，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神经症似乎就是一切身体衰老的副产品，而观察却表明，大多数使人印象深刻的、丑陋的、畸形的、残暴的和可怜的人并不能用神经症来影响他们的缺陷。我将不再讨论这个有趣的主张，根据这个主张，自卑感可以追溯到作为一个儿童的情感。

这表明在“个体心理学”中又出现了这种伪装，精神分析如此坚决强调的那种幼稚病（fantilis）的因素就是以此做伪装的。另一方面，我必须指出，精神分析所获得的一切心理学知识是如何被阿德勒抛到九霄云外的。但是，在他的《神经症的构成》（1912）一书中，潜意识仍然被作为一种与他的体系毫无关系的心理学所特有的东西提出来。后来他一直坚持声称，一个观念究竟是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这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阿德勒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他并没有理解压抑。他在维也纳学会（1911年2月）宣读的一篇论文摘要中写着，必须指出，在一个特殊的病例中有证据表明，这个病人从未压抑过他的力比多，而且一直在不断地保护自己免受压抑。[269]此后不久，在维也纳学会的一次讨论中他说道：“如果你想问压抑来自何处，那么回答就是‘来自文明’；

但是，如果你继续询问文明来自何处，则回答就是‘来自压抑’。所以请看，这完全是在玩弄文字游戏。”阿德勒据以揭露“神经症特点”的防御机制的那一点点敏锐和机智，将足以指明他的这种诡计多端的论点的出路。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文明是建立在前几代人产生的压抑基础上的，而要求每一代新人通过产生同样的压抑来保持这种文明。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事儿，一个小孩认为人们在嘲笑他而哭起来，因为当他问鸡蛋来自何处时，人们告诉他“来自母鸡”，而当他继续问母鸡来自何处的时候，人们则告诉他“来自鸡蛋”。但是，人们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相反，人们是在向他讲述真理。

阿德勒不得不说的关于梦（这是精神分析的术语）的一切都同样是空洞的和毫无意义的。起初，他把梦看作是女子气转向男子气的一个转折点——无非是把梦的愿望满足理论转变成“男性抗议”的语言。后来他发现，梦的实质在于使人潜意识地完成他们有意识否认的东西。阿德勒（1911b，第215页注）在把梦和潜伏的梦念（drea-thoughts）混为一谈方面，也一定具有优先权的——这是一种建立在发现他的“预期倾向”（prospectivetendency）基础上的混淆。

米德（1912）后来在这方面效法了他[270]。这里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对在表现形式上不可理解的每一种梦的解释，都是以这种梦的解析的根本方法为基础的，这种方法的前提和结论尚在争论之中。关于抵抗，阿德勒告诉我们，抵抗服务于把病人对医生的反抗付诸实施这个目的。这当然是真的；简直就等于说，抵抗服务于抵抗的目的。但是，关于抵抗来自何处，或者受病人支配的抵抗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就不再深究了，因为这对自我是毫无助益的。关于疾病的这些症状和表现的详细机制，对那些各种各样疾病及其表现形式的解释也都完全不予理睬；因为一切类似的东西都被迫服务于这种“男性抗议”、自我主张和人格扩张。这个体系是完整的；要重新解释它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虽然这个体系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观察。我认为我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个体系是和精神分析无关的。

在阿德勒的体系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生观，是完全建立在攻击本能基础上的；这个体系中并没有爱的立足之地。我们可能会感到奇怪，这样一种惨淡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竟会受到人们极大的注意；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人类由于受到性需要这个重担的压力，因此，只要把“克服性欲”作为一个诱饵提供给人类，人类就乐于接受一切。

阿德勒的退出发生在1911年魏玛大会之前；此后那些瑞士人也开始退出。非常可笑的是，这种退出的最初的标志是黎克林在瑞士的一些出版物上发表的一些流行的文章中的几句话，因而普通大众反而比最密切关注这个问题的人知道得还早。他们认为，精神分析已经克服了一些早先使它丢人现眼、令人遗憾的错误。1912年，荣格在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中夸口说，他对精神分析的改革已经克服了许多人的抵抗，这些人曾经拒绝承认和精神分析有任何联系。我回信说，这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他对辛辛苦苦获得的精神分析的真理牺牲得越多，就会越多地发现抵抗消失。那些瑞士人如此自豪地加以介绍的这种改变不是别的，也无非是使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性因素不再具有重要地位而已。我承认，从一开始我就把这种“进步”看作是对现实要求的一次过于深远的调整。

这两种和精神分析倒行逆施的运动（我现在必须对它们进行相互比较）表现出另一个共同点；

因为它们都通过提出一些玄虚的观念而企求获得某种赞同的意见。可以说，这些玄虚的观念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旁门左道。在阿德勒看来，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和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对知识资料进行人为建构的人格权力就起这个作用；在荣格看来，这是向年轻人呼吁摆脱桎梏的历史权力，在这种桎梏下暴政时代曾用它们墨守成规的观点寻求把它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必须说几句话来揭露这些观点的谬误。

我们知识的相对性是出于这种考虑，它的提出就像人们用以反对精神分析那样，可用来反对每一种其他科学。它是从当前对科学充满敌意的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反动潮流中派生出来的，并要求得到一种谁也没有资格获得的优越感。我们谁也无法猜测，人类对我们的理论努力将会做出什么样的终极判断。在有些例子中，被前三代人所反对的东西却被下一代人加以改正并重新得到认识。在一个人仔细听取了对他本身的批评意见，并且稍微注意他的对手们的意见之后，他除了全力维护他自己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信念之外，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一个人应该为诚实地从事他的事业感到满足，而不应该奢望法官的判决，这是留待遥远的将来的事。在科学问题上强调武断的个人观点是不好的；这显然是企图剥夺精神分析要求作为一门科学来得到评价的权力——顺便提一句，这是在这种评价已经被前面所提到的东西（一切知识的相对性）贬低之后。任何一位对科学思想评价很高的人，都会尽一切可能在这门科学能起很大作用的地方，寻求每一种可能的手段和方法，来约束怪诞的个人爱好这个因素。此外，正好可以说明，在保护自己时的任何热情都是不合适的。阿德勒的这些辩解在本意上并不是严肃的——这些辩解只是用来反对他的对手的，而不涉及他自己的理论。这些辩解也没能阻止他的追随者把他拥立为救世主，因为许多前驱者已经为他的出现做好了预期的人性方面的准备。救世主当然不是相对的现象。

荣格的论点“为了获得良好意志这个目的”，是建立在一个过于乐观的假说基础上的，即人类及其文明和知识的进步总是沿着一条连续的路线发展；就好像没有衰败的时期，在每一次革命之后都没有反动和复辟，每一代人都没有后退和放弃他们前辈所获得的东西。荣格对群众观点的探讨，他对证明为不受欢迎的那种改革的放弃，都已先验地表明上述观点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荣格对精神分析的修正不可以公正地称为一次朝气蓬勃的解放行动。对此起决定作用的，毕竟不是行动者的年龄，而是其行动的特点。

在我们正讨论的这两种运动中，阿德勒的理论无疑更为重要；虽然犯有激进的错误，却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此外，姑且不论其他的一切，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一种本能理论上的。另一方面，荣格对精神分析的革新却松弛了这种现象和本能生活的联系。而且，正如该理论的批评者（如阿伯拉罕、费伦茨和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理论太晦涩难懂，致使人们难以采纳它的任何观点。

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人掌握了荣格理论的一点东西，他就必须做好准备，听到别人说他误解了荣格的理论，从而使人看不出怎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它。这个理论是以一种特别踌躇不决的方式提出来的，一会儿作为“一种相当轻微的偏差，这种偏差并不能证明对该理论提出的强烈反对是正确的”（荣格）；一会儿又作为将要为精神分析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灵魂救助的新预言，而且确实，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当一个人在思索荣格这场运动所做的各种公开和私人说明中表现出来的那些不一致时，就一定会自问，这个运动有多少应归咎于缺乏清晰感，有多少应归咎于缺乏诚意。但是，必须承认，这个新理论的阐述者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困难的境地。他们现在所反对的东西正是他们以前所赞成的东西，另外，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以能教他们更多东西的新观察为基础的，而是由于这些新的解释使他们发现的那些东西，现在看上去和他们以前所看到的不同了。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愿意放弃和精神分析的联系，他们作为精神分析的代表已为世人所知，因而宁愿这样说，精神分析发生了变化。在慕尼黑大会上，我发现有必要澄清这种混乱。我是这样做的，我宣布不承认那个瑞士人的革新是由我发起的精神分析的合法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外界的批评家（像富特缪勒）已经发现究竟是怎么回事了，阿伯拉罕正确地指出，荣格已经完全放弃了精神分析。我当然完全愿意让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随心所欲地去思考和写作；但他没有权利把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东西提出来。

正如阿德勒的研究给精神分析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对自我心理学的贡献——并因而希望我们为这份礼物付出太高的代价，即放弃精神分析的一切基本理论；与此相似，荣格及其追随者也以同样的方式，通过给精神分析提供一个新的东西，从而为他们反对精神分析的斗争铺平了道路。他们详细追溯了（就像普费斯特以前所做的那样）属于家庭情节和**的对象选择的性观念材料，如何被用来代表人类的最高道德和宗教利益的方式——就是说，他们阐明了升华作用的一个重要实例。这种升华作用是指爱欲的力量及其转变为不再被称为爱欲的倾向。这和精神分析的一切期望完全一致，并且也和如下观点相吻合，即在梦和神经症中这种升华作用的退行分裂，就像所有其他分裂一样，变得清晰可见了。但是，全世界则会愤起抗议，道德和宗教被性欲化了。

现在，我忍不住不止一次地从目的论上设想，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创新者会敌不住这场愤怒的风暴。或许愤怒是从他们自己的心里发出的。这么多瑞士人的神话论的史前期并不能说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态度，正如阿德勒的社会主义史前期不能说明他的心理学的发展一样。这使人想起马克·吐温关于他的手表及其结论的著名故事：“而他常常感到奇怪，不知道所有那些不成功的补锅匠、枪炮修理工、鞋匠和铁匠们怎么样了；但却没有人告诉他。”

假设——让我们做一个明喻——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中有一个暴发户（parvenu），他夸口说他是住在另一个地方的贵族家庭的后裔。但是，有人向他指出，他的父母就住在邻近的某个地方，是很微贱的人。对他来说只有一种摆脱窘境的方法，他会利用这种方法的。他可能不再否认他的父母，而是声称他们自己具有贵族血统，只是败落了而已；他从好心的官方那里得到了他的家谱。在我看来这些瑞士人似乎是被迫以非常相同的方式做事情的。假如道德和宗教不容许被性欲化，而必须从一开始就是某种“更高级”的东西，假如其中包含的观念虽然不可否认地来自俄狄浦斯情结和家庭情结，但却只能有一条出路：最初这些情结本身一定不会有它们似乎正在表达的那种意思，而是具有更高级的“神秘的”意义（就像西尔伯勒所称的那样），这就使他们能够把这种意义用在一系列抽象的道德和宗教神秘主义的思想之中。

我完全准备再次听到，我误解了这个新苏黎世理论的实质和目的；但我必须预先声明，我不服任何对我的观点的反驳，我可以提出我对这个理论的看法，但不能由该学派的出版物说三道四然后强加于我。我找不到任何别的方式来使我对荣格所改革的全部内容明白易懂，并掌握其全部含义。荣格对精神分析提出的一切改革都出于以下意图，即消除在家庭情结中应该反对的东西，以便使之不在宗教和道德中重新出现。一个抽象的概念已经提出，用来代替性欲力比多。关于它，人们这样说准没错，它的神秘和晦涩对于智者和蠢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俄狄浦斯情结只有一种“象征的（sybolic）”意义：母亲在这种意义上就意味着难以达到，这一点是为了文明的利益而必须反对的；在俄狄浦斯神话中被杀害了的父亲是“内部的”父亲，一个人为了使自己独立就必须摆脱父亲的限制。关于性观念材料的其他部分无疑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得到同样的重新解释。

在自我毁灭的性倾向和自我保存的性倾向之间发生冲突的地方，出现了“生活任务”（life-task）和“心理惰性”（psychicalertia）［第272页］之间的冲突；神经症患者的罪疚感是和他的自我谴责一致的，这种自我谴责说他没有恰当地完成他的“生活任务”。以这种方式创造出一种新的宗教－道德体系，就像阿德勒的体系那样，这个新体系一定会重新解释、歪曲和抛弃那些事实上是精神分析所发现的东西。而真实的情况是，这些人从生活的谐音中挑选出几个文化的陪音，而且仍然没能听到本能的强大而原始的乐曲。

为了维持这个体系的原样，我们有必要完全不用观察、不用精神分析的技术。有时候对这个问题的热情甚至会使人不顾科学的逻辑——正如当荣格发现，俄狄浦斯情结对神经症的病因学来说还不够独特，并且开始把这种独特性归因于惰性时那样，这种惰性是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物质的最普遍特性。顺便说一句，人们还要注意到，俄狄浦斯情结只代表个体的心理力量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它本身并不是像“心理惰性”那样的一种力量。对个别人的研究已经表明（并将永远表明），性欲情结就其原始意义来说在这些人身上是很活跃的。因此对个体的研究（在这些新理论中）就被推到了后面，并且被从人类学研究中获得的证据基础上的结论所取代。冒着最大的危险起而反对这些得到重新解释的情结的原始而又不掺假的意义，是在每一个体的童年早期发现的；因此在治疗中提出的禁令是，应该尽可能少地细述这一过去的历史，并把强调的重点回复到当前的冲突上来。另外，在这个冲突中基本的问题绝不是偶然的和个人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事实上，是没有完成生活任务。但是，如我们所知，只有当我们把一个神经症患者当前的冲突追溯到他的个案史，只有当一个人沿着他的力比多在生病时所走过的道路返回时，才能理解这个神经症患者当前的冲突并使之得到解决。

在这些影响之下，这个新苏黎世派的治疗所采取的形式，可以用一个亲自体验到这种治疗的病人的话来表示：“这一次丝毫也没有注意过去或者注意移情。凡是我认为我已经认识到后者的地方都被宣布是一种纯力比多符号。这种道德教育是相当不错的，我切实遵从过这种教育，但我却没有向前迈进一步。使我感到的烦恼比使他感到的烦恼更甚，但是我怎么办呢？……不是通过分析来解脱我，而是每天向我提出大量的新要求，要治好神经症就必须满足这些要求——例如，借助于内倾的内向反省、宗教沉思、和我的妻子重新开始爱情生活等。这几乎是一个人力所不能及的；其目的在于使一个人全部的内在性质发生根本的转变。我觉得这种分析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悔悟情感和最好的解决方法，但同时又是最令人沮丧的可怜的罪人。任何一位牧师都会提出他的忠告，但是，我上哪儿去找这种力量呢？”这位病人确实报告说他已经听说过，必须先对他进行过去的和移情的分析；但是他却被告知这种分析已经足够了。既然这第一种分析对他没有更大的帮助，那么，对病人的这种分析就是不够的，这个结论在我看来似乎是有道理的。当然，再也无权称为精神分析的随后进行的治疗并未使问题得到改善。显而易见，苏黎世学派的成员为了在附近的伯尔尼城振奋起来（杜博瓦[271]就在这个城市里用一种考虑更周全的方式通过道德鼓励来治疗神经症），就必须取道维也纳做一次长途旅行。[272]

当然，与精神分析完全不一致的这个新运动，也表现在荣格对压抑的态度（现在在他的论著中很少提到）上，表现在他对梦的误解（这一点和阿德勒一样［参见第57页］）上，表现在他完全无视梦的心理学，把梦和潜隐的梦念混为一谈，表现在他完全丧失了对潜意识的理解——简言之，表现在我认为是精神分析实质的一切方面。当荣格告诉我们，**情结只是“象征性的”，并非“真的”存在，一个野人毕竟不会对一个老丑婆产生欲望，而会对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产生欲望的时候，我们很想下个结论，“象征性的”和“并非真的存在”只不过表示这样的意思，即由于它的表现形式和致病的作用，而被精神分析描述为“潜意识存在的”——这是对解决这种明显矛盾的一种描述。

假如一个人牢牢记住，梦和它们所加工的潜隐梦念是不同的，那么，对病人梦到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在治疗期间，病人的心灵中一直充满了这些事情，不论这是“生活任务”还是“高高在上”，抑或“地位卑下”。被分析者的梦无疑可以得到指导，就像为实验目的而施加的刺激所支配的方式一样。人们能够确定在梦中出现的一部分材料；这些材料并没有改变梦的实质和机制中的任何东西。我也不相信他们所谓“传记的”梦会出现在分析之外。[273]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对治疗之前出现的梦进行分析，或者，如果人们考虑一下做梦者自己添加上的东西，这是做梦者添加到在治疗期间向他提示的东西上去的；或者，如果人们避免向病人布置任何这种任务，那么，人们就会探究梦究竟离它试图完成生活任务的目的有多远。梦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人们绝不可能通过提到这些思想内容就能达到对这种形式的理解；只有通过对梦的工作的评估才将导致这种理解。[274]

人们不难发现对荣格误解和偏离精神分析所进行的实际反驳。每一种以适当形式进行的分析，特别是对儿童的每一次分析，都会加强精神分析据以建立的这些信念，都会驳斥荣格和阿德勒体系所做的重新解释。在荣格大彻大悟（启蒙）之前的那些日子里，他亲自进行（1910b［前面第31页］）并且发表了他对一个儿童的这种分析；至于他是否将借助于一种不同的“对事实的片面安排”（这是阿德勒在这方面所用的表达方式［前面第56页］）而对其结果做新的解释，人们正拭目以待。

关于“高级的”思想在梦和神经症中的性表达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古代的表达方式，这个观点当然和下述事实不相容。即在神经症中，这些性欲情结证明是从运用于现实生活中撤离出来的大量力比多的承担者。假如这只是一个关于性的“行活（jargon）”问题，那么，力比多的结构就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被它所改变了。荣格本人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阐述》（1913）一书中承认这一点，并且把治疗的任务详细阐述为把力比多贯注从这些情结中分离开来。但是，通过把病人从精力贯注中引开并促使他升华，是绝不可能达到这一点的，而只有通过对这些贯注的详尽考察并使之完全成为意识的，才有可能达到。病人必须解决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是他的疾病。病人为完成这项任务所花费的努力表明，医生在帮助病人克服抵抗方面，没能提供多少帮助，或者表明医生害怕这项工作的后果。

最后，或许可以说，荣格通过对精神分析的“革新”，给了我们一个著名的黎克顿堡刀（Libergknife）[275]复制品。他把刀把换了，安上一个新刀片；但是由于刀上刻着同样的名字，他就希望我们把这把刀当作原来的那把。

我认为我已经说清楚了，相反，这个旨在取代精神分析的新学说意味着对精神分析的放弃和脱离。有些人可能担心，由于精神分析是那些在这个运动中起了如此巨大作用的人和对精神分析做了这么多工作的人们发动的，因此，这种脱离对精神分析的影响一定会比放弃更重大，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

只要人们代表一种强大的思想，他们就是强大的；当人们反对这种思想时，他们就会变得软弱无力。精神分析将经受住这种损失，并将获得新的追随者以取而代之。最后的结论是，我只能表示一种愿望，愿运气允许所有那些发现让他们待在精神分析的地狱中太不合口味的人们做一次愉快的向上旅行。我希望让我们剩下的人能够畅行无阻地把我们在深渊中的劳动进行到底。

191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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