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丙子同庚会（2/2）

再说另一位特客吧，姓翁，广东潮州人，是个富翁，是个鸦片烟土行老板。我说我们聚餐会里，只有这一位广东人，便是这位翁庚儿了。他是久居在上海的人，也已与上海人同化了。那一次聚餐，恰巧与我并坐，餐毕以后，却见他从身边取出一只小银匣，约比那个洋火匣子，略为大一些，开出盖来，里面排列得很整齐的一个个似小蜜枣儿的药物。我有许多朋友，常因胃病消化不良，饭后吃些消化药片，时所常有的，但我见这些消化片都是白色，怎么这却是黑色，只瞧了一瞧，不敢问他。

但是这位翁庚兄已经觉察了，一面把这个小黑枣儿向嘴里塞，一面喝了一口浓茶，对我微笑道：“你猜是什么呀，那是烟膏，那是鸦片烟膏呀！”我诧问道：“鸦片烟膏怎可生吞的呢？”因为我在亲戚友朋中，所见的吸鸦片烟人不少，都是熟吸的，没有生吸的，都是躺着吸的，没有坐着吸的。因此便有烟榻、烟盘、烟枪、烟灯的种种道具，如果随随便便像啖朱古力糖的一般，未免太简便了吗。不想后来更有什么大麻毒草，流行于世界，简便之中，还有更简便的呢。那时我们这位翁庚兄回答我道：“我可以生食，你们不可以生食，老实说，我的烟瘾大非此不足以抵瘾。在家里，我也像寻常吸烟的人一样，出门则‘一日不可无此君’了。”不过我们这个千龄会中，除他以外，其余十九人，没有一位与芙蓉城主有缘的，所以我称之为特客了。

我们这个丙子同庚会，最盛的一个时期，莫如“集体做寿”。那个时候，集体结婚已有了端倪，而集体做寿，乃是我们开的破天荒。因为那一年岁次乙亥，依照旧历，我们大家已是六十岁了。千龄二字，也已打破，已集合成为一千二百岁了。

这时林康侯、穆藕初两位当初发起人，也都在上海，他们是最兴高采烈的，于是我们便商量这个集体做寿了。第一是关于时期，我们的做寿，应在什么日子呢？因为我们的生日，各人不同，有的在正月里，有的在十二月里，当然不能在某一位庚兄生日那天，也要凑在这廿个人齐在上海，不能缺一。于是选择了四月（旧历）哪一天，这个日子，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第二，是要找一处宽大的地方，可以容纳数百人的，而且也要妆点成一个寿堂式的。做寿是要开寿筵的，我们预备每一庚兄名下开一席，每席坐十人（用圆桌面，上海的通例），这二十席就是二百人了。邀的是什么人呢？除了庚兄自己以外，全是他家庭中人，或是他的至亲好友。此外不发帖，不请客，不收礼。上海那时的风气，无论婚丧喜庆，都是送一顶幛子，作为礼物，如果发帖请客，将有千余人到来，没有这个大餐厅，便是送下来的寿幛，也无处可以悬挂呢。

既然说是集团做寿，也就是可以说集资做寿了。怎样的集资方法呢？便是每一位庚兄，只要出资二十元。在我写此稿的时候，二十元算什么，只供高级的白领阶级一客午餐而已。而那时的每一位庚兄二十元，合共为四百元，要供应二百人的寿筵宏开，还要演戏听歌，聚家庭老幼妇孺于一堂，尽一日的欢娱哩。假如不信，可以分析你听：上海那时的筵席，最高的也不过十二元一席，可以坐十人。酒是只中国酒，不吃外国酒的，席上如有女宾，她们是点滴不饮的。所以每席菜除了例应的小账，以及例外的花费以外，还有多余的。

上面不是说到除了寿筵宏开之外，还有演戏听歌的一个节目吗？那是我们靠了穆藕初的福而得以享受的。自从北方的京戏盛行以来，南方的昆剧日渐衰落，甚至那些老伶工无以为炊，饿死街头，而这一种高级的文艺，也几绝灭了。穆藕初从美学了农业回国以后，便是种棉花，开纱厂以外，就是提倡这个昆剧，使之复兴。这个过程，有诸位先生都详细说过了，想那些老曲家，还能回忆到此吧。这次我们集体做寿，为仙霓社这班同人所知，就是大家称之为传字班的（因其名字上都有一传字），他们一向受惠于穆先生的，拟尽义务，贡献一台戏，以为祝寿。藕初说，那是不可以的，这是你们的职业所在，未可牺牲，于是送了他们一百元，还另开了一席，请他们吃了一顿。

这戏剧是七点钟开锣，一直演到了深夜十二点。我们那天是借的南京路新新旅馆的大餐厅，临时搭起了一个戏台，这种小戏台，现在上海各大旅馆都有了。而且像那种昆剧之类，不必要什么大戏台的。那天的戏目，想是藕初和他们斟酌商量过的，当时每个餐席上，都有一张戏单，可惜所演唱的戏，我都有些忘怀了。只有一出在《狮吼记》中的《梳妆》《跪池》，还能记得。这是嘲笑怕老婆的，记得是朱传茗演河东柳氏，周传瑛演陈季常，郑传演苏东坡，可谓功力悉敌。为什么要点这个戏呢？因为那天各餐席上有不少夫人、太太在座。因为我们各位庚兄都已六十岁了，像我那样的老夫老妻，不必说它，也正有老树著花，娶了二三十岁新太太的，恐也是有的。藕初所以点了这出戏，不无有些儿幽默，好在座中各位庚兄的太太们，决不会对此而生气的。

此外好像有张传芳的《春香闹学》，也是时下最流行的，连京戏里也常常插进去的。《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所谓“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早已传诵人口，曲子是好的，演出来不免使人觉得沉闷幽凄，在这个寿筵上是不合宜的。总之这一次的演出，看得人人都满意，比了京戏里那种胡搞乱闹的要好得多。这个仙霓社，现在能演唱的不过十余人，而这次来演出的还不满十人，仅是这八九人，如何能演出这许多戏呢？要知道演唱昆剧的人是平等的，不像唱京戏的人，一被人捧，就自命不凡，乱搭臭架子的。譬如说：他们中一位名旦，唱完《杨妃醉酒》以后，下几出戏里缺少一个宫女站班，他便脱去绣袍玉带，扮作宫女站班了。唱生的也是如此，一个李太白，一个唐明皇，一转眼间，都变成跑龙套了。试问京戏里的大老板能如此吗？

我不再多说了，语云：“盛极必衰”。自从这六十岁集体做寿以后，我们这个每月聚餐会，也渐露凋零之象。人事与世事，交相煎迫，康侯与藕初，时时不在上海，好像六军无主。以这二十位庚兄中，也已有谢世的，未能遇缺即补，老成凋谢，国难频仍，从六十岁到七十岁，这一个过程中，华发苍颜，大家也没有什么好兴会了。

我要说的，那时北京也有一个丙子同庚会，它发起在我们之后，不是在五十岁成立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千龄会。更不知道他们共有多少人。但却知道都是知名之士，都是宦海中人，大半是东南各省人。记得好像有王克敏、张寿镛、曹汝霖（后来见曹写了一部《一生之回忆》，上面印有一个小印章，朱文是“生于丙子”四字，方征实），更有一位是我们苏州人潘子欣，常住在天津的，北方人呼之为潘七爷，重诺仗义。我这位老朋友，谈起他来，又是一大篇，这个插曲，暂时不唱了。其他还有几个丙子同庚的，当时记得，至今都遗忘了。他们还有风雅的事，说是苏东坡也是生于丙子的，考据他的生年月日，致祭一番，作诗酒之会，我们可是没有给苏公做冥寿呀。

我还要附录一笔，上海有了丙子同庚会之后，又有一个甲午同庚会。不用说，那就是甲午那一年生的（前清战败于日本，也是中国可纪念的年份），他们也组织了一个同庚会。这个同庚会，可说全是名人，有一大半人我都认得的。吴湖帆是这个同庚会中人，梅兰芳也是这个同庚会中人。本来湖帆与兰芳两人是不认识的，只是大家闻声相思而已。那一天，湖帆说：“我要去访问梅兰芳，不知他住在哪里？”我告诉他，住在马斯南路，可是湖帆懒洋洋，没有就去。我又向梅兰芳说了，兰芳喜跃道：“吴湖帆先生我已渴慕了好久，哪有他来访我之理，您为我介绍，我即日先去拜访他。”到了明天，兰芳便到嵩山路去拜访湖帆，从此谈画论艺，两人又是庚兄，又是好友了。

俱往矣！梅兰芳与吴湖帆相继逝世，不要说我们丙子同庚会已是凋谢，他们这甲午同庚会也就零落了。孔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新陈代谢，大自然早已为我们安排。记得在十年以前的某月日，我与林康侯同在香港，我们谈及丙子同庚会事。康侯说：“从前我们千龄会中的二十人，除了我们二人之外，其他十八人，早都逝世了。”我说：“当然是轮到我们了。”于是我们二人，互相戏谑，互相推测。我说：“应是我先别君而去。”康侯问：“有何理由？”我说：“我的生日在二月，而你的生日在四月，我比你早出世两个月，亦应比你早去世也。”康侯道：“不！我身体不好，精神衰弱，应是我先。”

其时我们年皆八十有八了，转瞬即将九十。及不幸康侯于一九六四年即在香港先我而逝世，年八十九，尚未逾九十，而我乃于此硕果仅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