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0章 陈群（2/2）

曹丕称帝后，陈群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他先是被晋升为尚书仆射，随后又升任尚书令，并被晋爵为颍乡侯。

这一系列的升迁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意味着他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愈发重要。

在担任尚书令期间，陈群继续发挥着他的政治才能，深度参与国家治理。

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政策，为曹魏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初六年（225年），曹丕决定南征孙权。

在这场战争中，陈群兼任总领军，负责指挥水军。

他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率领水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战争结束后，陈群因功被升任为镇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实现了从文官到军政重臣的华丽转身。

黄初七年（226年），曹丕病重。在临终前，他将陈群与曹真、司马懿等人一同列为托孤重臣，嘱咐他们共同辅佐年幼的曹叡。

这份托孤重任，无疑是对陈群的高度信任，也彰显了他在曹魏政权中的核心地位。

魏明帝曹叡继位后，陈群晋爵颍阴侯，获准开府治事，不久升任司空，位列三公，达到仕途顶峰。

这段时期，他主导了另一项影响深远的事业——编撰《魏律》。

太和三年（229年），陈群与刘劭等人以汉律为基础，制定《新律》十八篇及各类法令百余篇。

这部律法的开创性意义在于首次将八议（对亲、故、贤、能等八种人的减免刑罚制度）写入律文，奠定了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法律传统，此后历代律法均沿用这一原则。

作为三朝元老，陈群从未因位高权重而懈怠，反而以直言敢谏成为曹魏政治的良心。

魏明帝继位之初，他便上疏劝谏推崇教化，体恤百姓，杜绝朋党，为新君确立治国方向。

太和四年（230年），大司马曹真上表伐蜀，陈群两度上疏反对：先指出斜谷地势险峻、粮草难继，后列举子午道进兵的军费压力，曹叡虽认可其意见，曹真却强行出兵，最终因大雨无功而返，印证了陈群的预判。

青龙年间，曹叡大兴土木修筑宫殿，耽误农时，陈群的劝谏更为恳切。

他在奏疏中直击要害：吴蜀未灭，百姓流离，将士劳苦，宜劝农备战，不宜劳民伤财。

在曹叡拒绝后，他再次上疏，反复陈说宫殿之费，非今日之急，最终促使明帝减少了工程规模。

这种屡谏不止的执着，源于他对曹魏政权的深沉责任感。

更难得的是，陈群的劝谏始终坚守原则却不失策略。

曹叡的女儿曹淑夭亡，年仅一岁却要以成人之礼厚葬，群臣需守灵服丧。

陈群上疏时，先引经据典说明八岁以下夭亡不宜厚葬的古礼，再委婉指出以成人之礼葬幼童，违逆自然之道，既坚持了礼制原则，又给君主留有余地，尽显贤臣智慧。

正如曹魏学者袁淮所言：陈群数十次上书谏君，外人不知，士人皆称其长者。

青龙四年（236年）十二月，陈群病逝，谥为靖侯，其子陈泰继承爵位。

正始四年（243年），朝廷将其配祭魏武帝曹操庙庭，这是对其一生功绩的最高认可。

陈群的影响早已超越了个体生命，其创立的制度深刻塑造了此后数百年的历史走向。

九品中正制在初期实现了选贤与能的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中正官逐渐被世家大族控制，家世权重日益凸显，最终演变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工具。

这种演变虽非陈群初衷，却成为其历史评价中的争议点。

而《魏律》则被西晋直接沿用，其八议制度、篇章结构一直影响到唐宋律法，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重要基石。

后世对陈群的评价呈现鲜明的两面性。

曹植称赞其至德纯粹，能容下纳谏，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他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其谏言足以为后世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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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批评之声同样尖锐：南宋洪迈认为他助曹篡汉，德行有亏，明末王夫之也指责其为曹魏谋而忘汉祚。

而曹魏大臣吴质的评价则更为另类，认为他安于职守，非宰相之才，这种分歧恰恰反映了陈群复杂的历史形象。

客观而言，陈群是典型的制度型政治家。

与诸葛亮的事必躬亲不同，他更擅长通过制度设计让政权自动运转——九品中正制解决了人才选拔的规范化问题，《魏律》确立了国家治理的法治框架。

如果说诸葛亮是蜀汉的发动机，陈群便是曹魏的变速箱，虽不似前者那般耀眼，却让整个政权的运行更持久、更稳定。

刘备错过陈群的遗憾，恰是曹魏得到陈群的幸运。

在三国的英雄叙事中，陈群或许没有斩将夺旗的赫赫战功，没有鞠躬尽瘁的悲情传奇，但他以制度为笔，在乱世中书写了另一种不朽。

九品中正制虽有流变，却完成了汉末人才选拔的制度转型；《魏律》虽已失传，却开创了古代律法的新范式；三朝谏言虽多被搁置，却坚守了士大夫的政治操守。

从颍川世族的青年才俊，到曹魏政权的制度奠基者，陈群的一生印证了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的深刻道理。

在那个崇尚权谋与武力的时代，他以文官的智慧构建起政权的骨架，这份无声的功绩或许不如战场捷报那般震撼，却更为持久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当我们回望三国，不应只看到金戈铁马的豪情，更应铭记陈群这样的制度设计者，正是他们的智慧，让乱世中的文明得以延续，为后世的统一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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