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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 番外:最后的情话 宋芼之视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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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番外:最后的情话宋芼之视角……

我叫宋芼之。

是爹娘第三个孩子。

我前头,还有一个姐姐,宋流之,一个哥哥,宋采之。

我们三人的名字都是父亲起的。

取自《诗经》开篇,《关雎》。

……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可见父亲于母亲之心意。

母亲却笑父亲用典太过粗白。

父亲是不会反驳的,他每每含笑认下。

偶或叹气,自嘲:“我就是没上过学的可怜人,哪里能及得上教育家宋女士。”

母亲闻言也不会恼,大大方方承认。

教育家这个称谓,并不只是父母私下打趣笑言。

那是教育界予以评定的,是国家颁发过勋章的荣誉称号。

从最开始教工人识字操作的学校到成为镇国重器的理工大学,一砖一瓦,都是母亲的手笔,每个脚印,都是母亲的心血。

有一位领导人曾在公开演讲中赞许,宋弦歌女士,进行的工人改革,兴办教育,为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技术人才。而鹿逐女士,让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少走至少30年的弯路。

这两句话也成了母亲和鹿姨获得贡献勋章的颁奖词。

鹿姨只比母亲年纪略小,获得勋章时,已经年过古稀。

她老人家却从不服老,比我们这些小辈要有精气神得多。

听了那颁奖词,鹿姨第二天就嚷嚷着自己要改名,让她的老友们全都唤她“鹿三十”。

一时间引笑谈。

她们的故事,听起来意气风发,说起来笑料百出。

然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生的,那时候的国家已是风雨飘摇,濒临破碎。

在我还不怎么记事的年纪,只恍惚记得有一天,家里忽然乱了起来,都在说“打起来了”。

然后,接下来的印象就是坐车乘船,走了好远的路。

我的童年是在春城度过的。

除开吃饭睡觉玩耍以外,比起读书认字,我更先学会的是“跑警报”。

那时候并不觉得有多害怕,只觉得好玩。

也有些觉得寂寞。

母亲和鹿姨由于工作原因,必须随着学校西迁。我还小,也跟着母亲。

大姐向来聪慧,那时虽尚未成年,却也已经提前结束学业在帮着父亲做事。

二哥也要留在上海,被父亲严厉制止后,被迫跟着他口中的“妇孺”退守内地。

二哥也比我大上许多,加上心中“愤懑”,并不同我一起玩耍。

我便自己跟自己玩,或者随便遛到哪个教室里听课。

教授们都认得我,我个子又矮,溜墙边也容易。

每每只是在我进教室时略略擡眼,并不赶我。这让我并不系统地学了很多用不上的知识。

那时候,我是无忧无虑的。

只后来长大,从家人们的讲述中,才知道那时候,家中是怎样一番境况。

二哥的“愤懑”自不必说。

上海沦陷,丰隆多家工厂被侵略者占有。

父亲和大姐却仍还在外奔走,调集粮食和衣服送去前线。

家人分离,母亲每天的心都是吊着的。

二哥后来和我说,那时候他和母亲一样,每天都盼着收到信和电报,又怕收到。

在我能听懂这句话的时候,时局已经安慰了。

父亲就笑我,说我是有傻福的。

二哥的“愤懑”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

有一年,大姐来了春城,给我带了好些东西。

我高兴得很。

她和二哥讲话。

见我小,竟也不避着我。

大姐同二哥说,并不一定是要跟在父亲身边才能帮到他。丰隆在西南片区也是有厂子的,这些厂子当时运转良好。

那以后,二哥读书之余,便去跑厂子,在自家厂子里做学徒。

没两年,那些厂子的管事称呼二哥便从“二少爷”变成了“少东家”。

而我还是会每次见管事都被对方塞糖果子的“三小姐”。

“有乃父之风”的“少东家”并未在称赞声中迷失,反而行事更加谨慎。

在他的管理下,这些厂子不但没有因为战时产量下滑,反而有所增长。

不但为许多人提供了工作岗位,还能作为大后方支援父亲和大姐。

就连父亲见他时,也是赞赏有加,激动得很。

可我听二哥说过,他说,只要每次想起父母在丰隆实业全盛之时,不去增加原有的厂子产能,反而动用现金流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内地办厂,他便生不出半点骄傲之心来。

他只是站在了父母亲的肩膀上,而父母亲格局和眼光却是他不能及的。

如今,当年那些笑话丰隆在内地办厂的人,肠子都悔青了。

而少许“跟风”的,或可能靠着这些厂子东山再起。

足以证明,当初父母亲决策的重要性。

我并不认同二哥的过分谦虚。

他自己有多能耐,他自己不知道吗?

一次围炉夜话,父亲曾赞大姐聪慧悲悯,评二哥果断狡诈,轮到我,只摸摸我的头,道我委屈。

我没赶上家里最好的时候。

全家人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我好,尤其是大姐和二哥。

只是,他们与我,也没有太多相处的时间。

大姐在建国后投身政治,一路青云直上,退休前,曾担任国家副主席。

二哥接手了丰隆实业的运营,内战时,国民政府曾要各家捐献物资以作军饷。

丰隆实业由于在内地厂子较多,在抗战时财产保全最多的。

收到政府指令后,也捐献了百万之数。

那负责的人,并不满足。明里暗里多次示意父亲进行“二捐”和“三捐”。

并持续给丰隆实业找事。

父亲表面隐忍奉承,实则十分不耐。

再之后,二哥便被绑架了。

警局的人将案件定义为“流寇作案”,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这事儿就是军统做的。

这样的行为让人齿寒。

他们以为能以此逼父亲就范,结果呢?

父亲直接送了很大一笔财物去了延安。

延安方面托人解决了这件事。

二哥吃了些苦头,好在回来的时候全须全尾。

只是人却越发狠厉。

我知道得不多,只晓得,当年涉案的人,几乎没什么好下场。

也是那时候,我才知道,家里的真正政治倾向。也知道这些年,给与了对方许多经济上的便利和支持。

建国后,丰隆更是主动配合企业改造,将丰隆实业改造成公私合营,到最后的国营。

这些事都是二哥一手参与主导的。

用鹿姨的话来说。

这是大势所趋,顺应大势才是道。

宋家一直走在顺势而为的道路上。

厂子国营了,二哥也没闲下来,仍然参与管理。

至于大姐,那就更忙了。

那些年,全国上下都忙。

在国营那年,大姐已经做到了直辖市的副市长。

父母亲也自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全家人,就只有我最为清闲。

在大学里混日子。

那些课业,对我来说并不难。

于是,我给自己找了个副业。

处对象。

对象是鹿姨家的孩子。

她和元仲叔叔的小儿子。

元朗。

元朗受鹿姨的影响,喜欢机械。

不爱说话,但能给我做各种各样的小玩具哄我玩。

我也不爱说话。

大概是小时候一个玩的缘故,我更喜欢写。

我写字的时候他就在一旁做他的那些小玩意儿。

两人都不觉无聊,十分地好。

我发表了几篇故事,反响很好。

我继续写。

鹿姨对我的文章大为赞赏,只是她嘱咐我,不要再写故事散文诗歌之类的东西。

如果写了,就放在箱子里藏着,不要给人看,更不要发表。

父亲和母亲让我听鹿姨的。

我是个很听劝的人。

我从未停止写作,但我没有读者。

我想给元朗看。

只是这家伙在我们婚后不久就被征调了。

没有只言片语就消失了。

我捧着刚鼓起来的肚子叹气。

我的孩子和我一样运气不好,从小就要面对父母分离。

其他人看我的都充满同情,鹿姨……哦,这时候我该叫她妈妈了,妈妈语焉不详地和我提了几句,是真的语焉不详,还说得特别隐秘。

我挠着肚子想了几天,充分发挥我笔杆子的想象力,我猜,他大概是进入了什么秘密研究项目。

行吧。

他搞他的研究,我也搞我的研究。

我留在高校任教,做一些历史研究。

这样的文字,总是可以发表的。

妈妈的永远是对的,在我把我真正的作品藏起来后不久,一批又一批的创作者倒下了。

历史研究这样的论述,能出的“差错”总是会少一些。

搞搞研究,带带孩子,日子过得很快。

元朗离家后三年才第一次回来。

很好,他进门后,我就扔给他一个姓何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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