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司马迁（1/1）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经后世考证多认为其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或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之后，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之前，享年约五十五至六十五岁，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

司马迁的故乡在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地处黄河龙门之下。《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官至太史令，精通天文历法与诸子之学，曾着《论六家要旨》，梳理先秦百家思想。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迁徙天下富豪于茂陵，司马谈举家迁往长安，司马迁也随父亲进入京城求学。他先后师从大儒孔安国和董仲舒，这为他日后着作《史记》筑牢了根基。

司马迁曾游历了许多地方，《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我二十岁时向南游历长江、淮河，登上会稽山探寻禹穴，探访九疑山舜帝葬地，在沅水、湘水泛舟；向北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都城讲学，观赏孔子留下的教化风气，在邹县、峄山参加乡射礼；在鄱县、薛县、彭城一带遭遇困厄，再经梁国、楚国返回长安。

这段漫游长达数年，司马迁不仅领略了大好河山的风采，也凭吊了许多名人遗迹，更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这为他以后的创造积累了素材。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这是帝王祭祀天地的最高礼仪。《史记》记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司马谈作为太史令，本应参与这一盛事，却被滞留周南，悲愤交加下一病不起。

此时司马迁恰好出使西南归来，在河洛之间见到了病危的父亲。司马谈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他喘着气，嘱托儿子继承家族的史官之职，接着又道出毕生心愿：“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用白话说就是：“如今皇上承接千年正统，去泰山封禅，我却不能随行，这是命运啊！我死后，如果你做了太史令，千万不要忘记我想撰写一部通史的心愿。”

司马谈又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意思是“自从孔子作《春秋》获麟以来四百多年，诸侯相互兼并，历史记载中断了。如今汉朝兴起，天下统一，有很多明主贤君、忠臣义士，我作为太史却没能记载他们的事迹，断绝了天下的历史文献，我很惶恐，你一定要记在心上！”

司马迁跪在床前，含泪叩首：“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正式继任太史令。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他与公孙卿、壶遂等人共同制定《太初历》，这部历法以正月为岁首，融入二十四节气，贴合农业生产，很快被推行。修订历法的经历，让他对天文、音律等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为《史记》相关篇章的写作积累了素材。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突然遭遇了无妄之灾。这一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命骑都尉李陵率五千步兵配合。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善骑射，待兵宽厚，深得士兵爱戴。他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遭遇匈奴单于的八万大军，转战千里，杀伤匈奴兵万余人，最终因粮草断绝、援军未至，被迫投降。

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大怒，满朝文武纷纷指责李陵不忠。司马迁与李陵虽无深交，却深知其为人，在汉武帝询问看法时，他坦诚地为李陵辩解。《汉书·司马迁传》记载了他的话：“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李陵侍奉父母孝顺，对待士兵诚信，常奋不顾身奔赴国家危难。从他平时的品行看，有国士之风。如今他遭遇不幸，那些只顾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就趁机夸大他的过失，我实在为他痛心。况且他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牵制数万大军，杀死很多匈奴兵，他转战千里，箭射完了，没有进退之路，士兵们空着手冒死杀敌，即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但战功足以昭示天下，他之所以不死，想必是想找机会报答汉朝。”

这番话触怒了汉武帝，他认为司马迁是在为李陵开脱，甚至讽刺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此次出征战绩平平），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交由廷尉审理。廷尉杜周秉承上意，将他定为“诬罔”之罪，按律当斩。

汉朝律法规定，死罪可通过三种方式免死：缴纳五十万钱赎罪、接受宫刑，或伏法受诛。司马迁家境贫寒，无力筹钱；若伏法，父亲的遗愿、自己的修史理想便会化为泡影。痛苦中，他想到了许多先贤：“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人忍辱负重成就大业的故事，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选择了宫刑，选择用“苟活”的方式，完成未竟的事业。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出狱，被任命为中书令。这个职位掌管宫廷文书，通常由宦官担任，对他而言，又是一次公开的羞辱。但他已将个人荣辱抛诸脑后，全身心投入到《史记》的撰写中，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诚以着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出狱后的十年间，司马迁埋首书案，日夜笔耕。他整理皇家藏书阁的典籍，结合早年漫游搜集的民间传说、实地见闻，以及对历史事件的细致考证，日以继夜地撰写《史记》。

《史记》最初名为《太史公书》，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部分：本纪记帝王事迹，世家述诸侯与重要家族，列传记各类代表人物，表梳理历史年表，书记述天文、历法、礼乐、经济等制度。这种纪传体体例，是司马迁的首创，能更全面地展现历史全貌。

撰写过程中，他坚持记录历史真相。写刘邦，既记他推翻秦朝、建立汉朝的功绩，也记他市井气的一面；写项羽，既赞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也如实记录他刚愎自用、兵败自刎的结局。他笔下的“鸿门宴”，项羽的优柔寡断、刘邦的机警隐忍、张良的运筹帷幄、樊哙的勇猛豪爽，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荆轲刺秦王”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担心书稿被汉武帝销毁，特意抄写了两份。一份藏在京城家中的墙壁里，另一份交给女儿司马英保管。司马英后来嫁给了杨敞，杨敞在汉昭帝时官至丞相。司马迁去世后，汉昭帝派人寻找书稿，司马英将珍藏的副本献出，《史记》才得以逐渐流传。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基本完成。《史记》完成后，司马迁的行踪便再无明确记载。

两千多年过去，司马迁的生平细节或许已在时光中模糊，但他用血泪写成的《史记》，却流传至今。那些藏在笔墨间的故事，那些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那些王朝的兴衰更替，仍在无声地诉说着过往。而司马迁的一生，就像他笔下的历史一样，留给后人无尽的回味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