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江左枭雄桓温（2/2）

祭拜完毕后，桓温向朝廷上书，请求将东晋的都城从建康迁回洛阳。他在奏疏中写道：“洛阳乃中原腹地，汉魏旧都，迁都于此，既能安抚中原百姓，又能震慑北方胡寇；且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便于日后北伐，收复河北、河东之地。臣恳请陛下（指晋穆帝司马聃）早作决断，迁都洛阳，以慰天下苍生之望。”

可桓温的奏疏，却遭到了朝廷的坚决反对。反对的主力，是江南的门阀大族——王、谢、袁、萧等家族，他们的家眷、财产都在江南，若迁都洛阳，他们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比如时任宰相的王彪之（琅琊王氏后人），便以“洛阳刚收复，城池残破，且靠近北方胡寇，不安全”为由，反对迁都；谢安（当时尚未成为宰相，但已是谢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也表示“江南百姓安居已久，不愿迁都，强行迁都恐引发民变”。

实际上，朝廷反对迁都的真正原因，是忌惮桓温的权力。他们担心，一旦迁都洛阳，桓温将以“镇守故都”为名，进一步掌控兵权，甚至将朝廷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朝廷找了各种借口，拖延迁都之事，最终将桓温的奏疏驳回。

桓温知道，这是朝廷在“制衡”他。但他并未发作——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灵堂复仇”的少年，而是深谙“隐忍”之道的权臣。他没有强迫朝廷迁都，只是留下两千士兵驻守洛阳，任命戴施为河南太守，负责洛阳的防务，自己则率领大军返回荆州。

虽然没能迁都，但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仍让桓温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东晋能收复故都，全靠桓温；而桓温也通过此次北伐，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被朝廷加封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获得了“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的特权，这是古代大臣能获得的最高礼遇，距离“篡权称帝”，只有一步之遥。

第二次北伐后，桓温成了东晋的“无冕之王”——他掌控着东晋的大部分兵权，朝廷中的大事，都需先征得他的同意；皇帝晋穆帝司马聃，对他言听计从；江南的门阀大族，虽对他有所忌惮，却也不敢公开反对。但桓温并不满足——他想通过第三次北伐，彻底消灭北方的胡人政权，建立“不世之功”，为自己“篡权称帝”铺平道路。

公元369年，桓温发起了第三次北伐，此次的目标是占据河北、河南一带的前燕政权。前燕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政权，当时的皇帝是慕容暐，政权掌握在太宰慕容恪、吴王慕容垂兄弟手中。前燕的实力，比前秦、姚襄更强——它占据了中原最富庶的地区，拥有十万大军，且慕容垂是当时北方最杰出的将领之一，擅长骑兵战术。

桓温之所以选择前燕作为目标，一是因为前燕刚经历“慕容恪去世”（公元367年）的权力真空，慕容垂与慕容暐的矛盾逐渐激化，政权内部出现裂痕；二是因为前燕占据了河南的部分地区，威胁到了东晋的北方边境，“伐燕”既能消除威胁，也能获得中原的富庶之地，为日后称帝积累资本。

为了确保第三次北伐成功，桓温做了前所未有的准备：他调集了五万大军，这是东晋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他还联合了前秦，约定“两国夹击前燕，灭燕后，河南之地归东晋，河北之地归前秦”；同时，他开辟了“黄河水运”，通过黄河运送粮食，以解决补给问题。

公元369年四月，第三次北伐正式开始。桓温率领大军，从兖州出发，沿黄河东进，一路势如破竹：在湖陆（今山东鱼台），击败了前燕的将领慕容忠，斩杀燕军三千余人；在金乡（今山东金乡），又击败了前燕的大将慕容厉，攻克了金乡城；接着，晋军渡过黄河，在黄墟（今河南兰考）大败前燕的主力部队，斩杀前燕将领慕容臧，燕军死伤万余人。

前燕皇帝慕容暐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派使者去前秦求救，答应“若前秦出兵相救，愿将虎牢关以西的土地割给前秦”。前秦皇帝苻坚，本想坐山观虎斗，见前燕愿意割地，便派大将苟池、邓羌率领两万大军，前往救援前燕。

与此同时，前燕的吴王慕容垂，主动向慕容暐请战，要求率军抵御桓温。慕容暐虽与慕容垂有矛盾，但此时已无其他将领可用，只得任命慕容垂为南讨大都督，率领五万大军，前往枋头（今河南浚县）迎战桓温。

枋头是黄河中游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前燕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的必经之路。桓温的大军抵达枋头后，便在此驻扎，准备进攻邺城。而慕容垂则率领燕军，在枋头附近的林渚（今河南浚县东南）驻扎，与晋军对峙。

慕容垂深知桓温的弱点——依赖黄河水运补给。因此，他没有与晋军正面决战，而是采取了“袭扰粮道”的战术：他派大将慕容德率领一万骑兵，绕到晋军的后方，袭扰黄河水运的粮船；同时，他派另一员大将慕容宙，率领两千骑兵，不断袭扰晋军的营地，让晋军士兵无法休息。

桓温的粮道，很快便出现了问题。慕容德的骑兵，多次拦截晋军的粮船，烧毁了大量粮食；黄河的水位也因季节变化而下降，粮船无法顺利通行。桓温的大军在枋头驻留了一个多月，粮食越吃越少，士兵们开始出现饥饿和疲惫的情况。

为了解决粮荒，桓温曾派大将袁真率军进攻谯郡（今安徽亳州）、梁国（今河南商丘），试图开辟新的粮道，却被前燕的将领慕容尘击败。袁真的失败，让桓温彻底失去了获得补给的希望。

公元369年九月，桓温见粮尽兵疲，且前秦的援军即将抵达，只得下令撤退。慕容垂早已料到桓温会撤退，他没有立即追击，而是率领燕军，悄悄跟在晋军后面，等待最佳的进攻时机。

当晋军撤退到襄邑（今河南睢县）时，慕容垂认为时机已到。他率领五万燕军，突然发起进攻，同时前秦的援军也从侧翼夹击晋军。晋军本就因缺粮而士气低落，又遭到燕、秦两军的夹击，顿时溃不成军。士兵们四散奔逃，互相踩踏，死伤了三万多人。

桓温带着残兵，狼狈地逃回江南。当他回到建康时，五万大军只剩下一万多人，第三次北伐以“惨败”告终。

枋头之败，对桓温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一辈子靠军功立威，可此次惨败，让他的声望一落千丈——江南的士民开始指责他“好大喜功，不顾士兵死活”；朝廷中的门阀大族，也趁机重新抬头，反对他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他的亲信，也开始对他产生怀疑。

桓温知道，若不采取强硬措施，自己的权力将岌岌可危。他一生都在“以军功固权”，如今军功没了，便只能“以权谋固权”——他想到了一个狠招：废立皇帝。

公元371年，桓温率领大军，进驻建康城外的白石垒，摆出“兵临城下”的姿态，向朝廷上书，请求废黜当时的皇帝司马奕（晋穆帝司马聃死后，司马奕继位，是为晋废帝），改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

司马奕是个老实人，在位期间并无过错，甚至还能“恭谨节俭”，可桓温要的就是“无过而废”——他就是要通过“废立皇帝”，向全天下证明：皇帝的废立，全在他一念之间；东晋的皇权，早已掌控在他手中。

为了给废帝找借口，桓温编造了一个荒唐的理由——他造谣说司马奕“不能生育”，让自己的宠臣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人，与后宫的美人私通，生下了两个儿子，还说这两个儿子“不是皇室血脉，不该继承皇位”。他甚至还让自己的亲信，在朝廷和民间散布这个谣言，让百姓误以为司马奕真的“荒淫无道”。

朝廷中的大臣，虽知道这是桓温的阴谋，却因惧怕他的兵权，不敢反对。只有时任尚书仆射的王彪之，鼓起勇气对桓温说：“废立皇帝是社稷大事，需有确凿的证据。陛下（指司马奕）在位多年，并无过错，仅凭谣言便废帝，恐难服天下人心。”

桓温却根本不听，他冷冷地说：“我意已决，此事无需再议。若有人反对，便是与我为敌，与社稷为敌！”

最终，朝廷只得同意废黜司马奕。公元371年十一月，桓温亲自率军进入建康，召集文武百官，宣布废黜司马奕，将其封为“海西公”，迁往吴县（今江苏苏州）居住。接着，他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是为晋简文帝。

司马昱是个典型的“文人皇帝”，性格软弱，毫无实权。他在位期间，所有的朝政都由桓温掌控——桓温可以随意任免官员，可以直接颁布诏令，甚至可以不经过皇帝同意，调动军队。司马昱对桓温既惧怕又依赖，曾私下对人说：“桓温若想称帝，我只能禅位给他，别无他法。”

废立皇帝后，桓温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他被朝廷加封为“丞相、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并被允许“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还获得了“赐九锡”的资格（九锡是古代帝王赐给大臣的最高礼遇，通常被视为“篡权称帝”的前奏）。

可此时的桓温，已年过六十，身体也越来越差。他知道自己没多少时间了，因此急于“加九锡、登大位”，在临死前完成“称帝”的心愿。公元373年，桓温病重，他让自己的亲信王坦之、谢安（当时已成为朝廷的重要官员），去朝廷活动，请求给自已加九锡。

王坦之和谢安，虽表面上服从桓温，却暗中反对他篡权。他们知道，只要拖延时间，等桓温病死，就能保住东晋的皇权。因此，他们以“加九锡的诏书，需写得辞藻优美、符合礼制”为由，让文人袁宏起草诏书，然后又以“诏书内容不够完善”为由，反复修改，拖延时间。

袁宏先后修改了多次，王坦之和谢安却始终不满意，一会儿说“用词不够庄重”，一会儿说“对桓温的功绩描述不够详细”，硬是把加九锡的事情拖了下来。

桓温躺在病床上，日复一日地等待着加九锡的诏书，可始终等不到。他知道，王坦之和谢安是在故意拖延，可他此时已无力起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间流逝。

公元373年七月，桓温在姑孰（今安徽当涂）病逝，享年六十二岁。直到死，他也没能拿到那象征着“准皇帝”身份的九锡，没能完成“称帝”的心愿。

桓温死后，他的弟弟桓冲继承了他的兵权。桓冲与桓温不同，他没有“称帝”的野心，只想保住桓家的地位。他主动将部分兵权交还给朝廷，与谢安等人合作，共同抵御前秦的进攻（后来的淝水之战，便是桓冲与谢安联手指挥的）。

桓温的儿子桓玄，继承了父亲的“野心”。公元403年，桓玄起兵叛乱，攻克建康，废黜晋安帝司马德宗，建立了“桓楚”政权，终于完成了桓温未竟的“称帝”心愿。可桓玄的政权，仅存在了一年多，便被刘裕率领的北府兵击败，桓玄被杀，桓家也彻底衰落。

桓温的一生，充满了争议。《晋书·桓温传》评价他“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然野心不臣，觊觎神器”，这十六个字，精准地概括了他的矛盾性——他有雄才大略，为东晋立下了赫赫战功；却也有勃勃野心，为了权力不择手段。

说他有功，他确实为东晋的存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拓土西南：平蜀灭成汉，将四川、云南、贵州的大片土地纳入东晋版图，让东晋的疆域扩大了近一半，也为东晋获得了稳定的粮食产地和兵源地，增强了东晋的国力。

-北伐复土：三次北伐，虽有胜有败，但第一次北伐打到长安城外，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让中原百姓看到了“王师北定”的希望，也让北方的胡人政权不敢轻易南下，为东晋赢得了数十年的和平。

-整顿吏治：他在荆州、益州任职期间，推行“屯田制”，减免赋税，打击贪腐，安抚流民，让当地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百姓的生活也有所改善。

说他有过，他的野心与手段，也给东晋带来了巨大的动荡：

-滥用兵权：为了立威和夺权，他发动了多次战争，尤其是第三次北伐，明知前燕实力强大，却仍强行出兵，导致五万大军死伤三万多人，给东晋的军事力量造成了严重损失。

-废立皇帝：为了掌控权力，他无过而废司马奕，立傀儡皇帝司马昱，扰乱了东晋的皇权传承，也开启了“权臣废帝”的先例，为后来桓玄的叛乱埋下了伏笔。

-打压异己：他在位期间，打压反对自己的大臣，比如弹劾罢免殷浩，诛杀庾希、庾倩等庾氏家族成员，导致东晋的政治生态更加混乱，门阀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

可若站在桓温的角度，我们也能理解他的“矛盾”。东晋的门阀政治，本就是“弱肉强食”的格局——王敦曾起兵叛乱，苏峻曾攻破建康，若桓温没有野心，没有兵权，恐怕早就被其他门阀打压下去，连平蜀、北伐的机会都没有。他的野心，既是个人欲望的体现，也是时代背景的必然产物。

桓温临死前，曾对身边的亲信说：“人生在世，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他确实做到了——千百年后，有人称赞他是“北伐英雄”，为汉人的尊严而战；也有人指责他是“乱世奸雄”，为了权力不择手段。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桓温的评价更为客观：“温有奇才，善用兵，然性刚愎，多忌害，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他认为，桓温有军事才能，却因野心太大，最终未能成就“不世之功”，反而成了历史的争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