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资源分配的倾斜失衡（1/2）

京州市实验小学门口的梧桐树下，张姐攥着房产证的手指关节泛白，红本本的烫金封皮被汗浸得发皱，边角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都快磨平了。她刚花三百万买下这套四十平米的老破小——是她和老公掏空十年积蓄，又找双方父母借了五十万凑的。墙皮剥落的楼道里，电表箱上还贴着二十年前的“计划生育光荣”标语，纸皮发黄卷边，楼梯扶手的铁锈蹭在她新买的米白色风衣上，留下道褐色印子，像块洗不掉的疤。

“张姐，您这房买得值！”中介小李的黑色皮鞋在水泥地上蹭出灰痕，手里的学区划分图被他攥得发潮，边缘卷成了波浪，“去年实验小考上重点初中的比例是92%，旁边的光明小学才35%，您家乐乐以后肯定能上重点，这钱花得值！”

张姐跟着小李往三楼爬，每走一步，楼梯板就发出“吱呀”的呻吟，像随时会塌。三楼的住户正往窗外泼洗菜水，混着洗洁精泡沫的水花溅在她的牛仔裤上，带着股廉价柠檬味的腥气。“这房子……能住人吗？”她盯着墙面上蔓延的黑霉斑，霉斑顺着墙角爬，像条丑陋的蛇，心里像堵了块浸了水的棉花，沉得慌。

“住啥呀，好多人买了就空着，就为占个学位。”小李压低声音，用胳膊肘碰了碰她，指了指对面楼三楼的窗户，“那家去年买的，夫妻俩刚结婚，孩子还没出生呢，房产证先办好了，就怕明年学区调整。”张姐顺着他指的方向看，果然有户人家的窗户贴着张泛黄的“房屋出租”纸条，底下却用红笔歪歪扭扭写着“学区房，只租给有孩子上学的，短期不租”。

签合同那天，还有个穿貂皮大衣的女人来抢房，当场加价十万，说“只要能拿到学位，钱不是问题”。张姐咬着牙，又从信用卡里刷了五万，才把房子抢下来。回家的路上，她摸着包里的房产证，眼泪差点掉下来——这套连厨房都只能站一个人的老房子，比他们现在住的八十平米电梯房还贵，可一想到儿子乐乐能上实验小学，又觉得值。

开学那天，实验小学门口堵得水泄不通。家长们举着房产证和户口本，挤在蓝色警戒线外，有的还拿着孩子的钢琴考级证书、奥数获奖奖状，像举着战功勋章，嘴里不停跟老师说“我家孩子成绩好，您多关照”。张姐抱着乐乐，被挤得差点喘不过气，乐乐的小白鞋被踩得全是黑印，哭着说“妈妈，我不想在这儿上学”。

而三公里外的光明小学，校门口冷冷清清。校长老周站在大理石台阶上，手里的入学名单翻了又翻，纸页都快被他搓破了——今年又有二十三个学生转去了实验小学，连最优秀的三个骨干教师也被调走了，其中就有乐乐之前的幼儿园老师王老师。“周校长，咱们这学期的师资不够啊。”教导主任老张凑过来，声音里带着焦虑，“四年级只有两个老师，每个班要带五十五个学生，根本顾不过来。”

老周望着空荡荡的校门口，叹了口气。去年他去教育局申请师资，局长说“实验小学是重点，得优先保障”，可光明小学的学生大多是周边打工子弟，难道他们就不配拥有好老师吗？有个家长来给孩子退学，说“我姐在实验小学附近租了房，让孩子去那边读，就算挤点，也比在这儿强”，老周听了，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

张姐的儿子乐乐在实验小学读了半年，每天要五点半起床赶公交。早上六点的公交站，寒风裹着落叶往脖子里钻，乐乐缩在张姐怀里，眼睛都睁不开。有次冬天赶上下雪，公交堵在路上，乐乐迟到了，被班主任批评了一顿，回家哭着说“妈妈，我不想早起了”。

更让张姐揪心的是教室的拥挤。六十三个学生挤在四十平米的教室里，最后一排的孩子要踮着脚才能看见黑板，乐乐坐在倒数第二排，每天回家都说“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有次张姐去开家长会，看见老师讲课要扯着嗓子喊，嗓子都哑了，手里还拿着润喉糖。课后她找班主任反映，班主任无奈地说“我们也没办法，教育局说师资紧张，只能先这样”。

京州市卫健委的会议室里，王主任正对着医疗资源分布图叹气。地图上，市区的三甲医院用红色圆点标注，密密麻麻像片血渍，占了全市80%的高级职称医生，CT机、核磁共振仪堆得像小山，有的医院还引进了进口的PET-CT，一台就要几千万；而县乡医院只用蓝色小三角标注，临县十二个乡镇卫生院，只有三台旧B超机，其中两台还经常坏，连台能做阑尾炎手术的设备都没有。

上周他去临县调研，乡镇卫生院的李院长拉着他的手，指甲缝里还沾着消毒水的味道，声音都带着颤：“王主任，我们连个阑尾炎手术都做不了，老百姓得跑五十公里去县城，有的老人疼得受不了，还没到医院就晕过去了。上个月有个老太太，就是因为耽误了时间，胆囊炎变成了穿孔，差点没救过来。”

临县的张大爷就是这样。那天凌晨三点，他突然肚子疼得满地打滚，额头上的汗把枕头都浸湿了，嘴里不停喊“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儿子张强用三轮车拉着他去乡镇卫生院，黑夜里，三轮车的车灯照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张强蹬得满头大汗，棉袄都湿透了，贴在背上像块冰。

到了卫生院，李院长穿着白大褂跑出来，手里拿着个旧手电筒，照了照张大爷的肚子，又用听诊器听了听，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是急性阑尾炎，得赶紧转院，我们这儿做不了手术。”他赶紧给县城医院打电话，对方说“救护车都出去了，得等两个小时”。

张大爷疼得咬碎了牙，嘴唇都咬破了，血珠沾在嘴角。张强急得直跺脚，想找车送父亲去县城，可凌晨三点，村里的车都停着，没人愿意起来。等救护车赶到时，张大爷已经疼得昏迷了，到县城医院一检查，阑尾已经穿孔，医生说“再晚半小时，就有生命危险”。

而在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的走廊里都加满了病床。张大爷的孙子小宝因为感冒发烧来就诊，张强带着他排了三个小时队才看上医生，开的药和乡镇卫生院的没两样——都是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可价格却贵了三倍。护士站的电子屏上，专家号预约已经排到了下个月，张强想给父亲挂个复查号，被告知“得等三十天以后”。

更让他生气的是，他在住院部走廊看到，有个病人因为一点小感冒就住了VIP病房，而真正需要床位的老人，却只能躺在走廊的加床上。有个护士跟他聊天时说“市区的病人一点小病就往三甲医院跑，县乡的病人想来却来不了，资源都被浪费了”。

临城县的扶贫办公室里，李主任正对着扶贫资金分配表发呆。今年县里拨了两千万扶贫款，要分给十个贫困村，每个村两百万，不多不少，像切蛋糕一样平均分。可有的村需要建灌溉渠，有的村需要修公路，有的村想发展特色种植，两百万看似不少，分到每个项目上却都不够，像给饿肚子的人塞了块饼干，根本填不饱。

王家村的王书记拿着两百万的拨款单，愁得三天没睡好。村里想建十个蔬菜大棚，预算要三百万，两百万只够买钢筋和塑料膜，人工钱、肥料钱还没着落。他揣着预算表去找李主任，办公室里挤满了各村的书记，都是来要追加资金的。

“李主任，您看我们村的大棚，就差一百万了，要是建不起来，之前的钱就白花了。”王书记把预算表递过去，纸上的数字被他用红笔圈了又圈，“您就行行好，再给我们拨点吧。”

李主任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上敲着，声音里带着无奈：“王书记，不是我不给，每个村都来要，我要是给你们加了，别的村该有意见了。这叫公平分配，不能搞特殊。”他指了指旁边的李家村书记，“李书记他们村要修公路，也说两百万不够，我能都给加吗？”

王书记还想再争，李家村的李书记却插了话：“我们村的路再不修，农产品都运不出去，两百万只够修一公里，还得修三公里呢。”两个书记吵了起来，办公室里乱成一团，李主任拍了拍桌子：“都别吵了，就按原计划来，谁也别多要！”

最后王家村的蔬菜大棚只建了一半，钢筋裸露在外面，像排没穿衣服的骨架，塑料膜被风吹得哗哗响。村民们站在大棚外，脸色都不好看。老周蹲在地上，用手拨了拨泥土：“这钱花得冤啊，建到一半停了，还不如用来打口井，咱们村的井水早就不够用了。”

而隔壁的李家村，拿着两百万修了条两车道的水泥路，路修得又宽又平，可村里只有五辆农用三轮车，平时连个人影都没有。有次下雨，路面积水，还把村口的菜地淹了，村民们站在路边骂：“这路修得有啥用？还不如给我们修个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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